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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岛夷志略》记载的各地土产、奇珍异宝名目繁

106.元代泉州港

106.元代泉州港

元代是泉州港的繁荣极盛时期,当时被称为“世界东方第一大港”。元王朝实行对外开放贸易政策,在泉州设立市舶司,大海商蒲寿庚于宋末元初掌管泉州市舶司,招徕大量外商来泉州贸易。元朝规定民间商人可发舶海外,并行"官船官本商贩之法",官商合办,有力地地促进了泉州港的繁荣。元代瓷器生产发达,元初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,在他的游记中记述“此城之中瓷市甚多”。元末汪大渊曾两次从泉州乘船到海外贸易,在所著《岛夷志略》记述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,比宋代《诸蕃志》所载多了40多个。其中记载泉州出口的纺织品深受外国的欢迎。元末来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,在游记中称泉州为“刺桐港”,“甚至可以称作世界最大的海港”。元代泉州造船业也有新的发展。中国大船有四层,设备齐全,可载1000人。元代泉州外销商品中还有茶叶、铜铁器、盐、糖等,《岛夷志略》中记铜铁器远达80多个国家或地区,泉州港的繁盛由此可知。

张翥的序做了归纳:“山川、风土、物产之诡异,居室、饮食、衣服之好尚,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。

论元代闽南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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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,区域文化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,其中闽南历史文化的研究成绩不菲。然而,由于闽南文化内涵极其广博,许多宝藏仍尚待发掘之中。作为参与寻觅和 发掘闽南文化宝藏的一名史学工作者,自然是免不了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闽南文化。如若将闽南文化放入历史长河中考察,其结果何如呢?令人惊喜地发现,元代在闽 南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可以说,元代是闽南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。本文主要探讨元朝统一之后,由于南北长期隔绝的壁垒被打破,使国内 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。北方的一些民族,包括蒙古、色目、畏兀儿和西域各部人南来,与闽南传统儒家文化、民俗文化出现相互交融的现象。与此同 时,闽南以其地缘优势,在元代发展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中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如闽南出现佛、道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、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并存现象,反映 了元代闽南地区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。元代闽南形成一种多元文化的优势,对元朝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兹从几个方面加以申论: 一、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政治体制原因 自 唐朝灭亡之后,中国一直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。蒙古兴起时,全国各地尚有南宋、金、西夏、大理、土蕃、西辽等多个政权并立。蒙古统治者依靠武力先后灭亡 其他政权,完成了空前的全国大统一。为了巩固统一,确保元朝政府在全国实施有效地统治,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体制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发展。而直接影响闽 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是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。关于元代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,前人已多有研究,1此处重点探讨的是与闽南地区发展相关联的方面。 元 代以行省作为地方最高官府和一级区划是前代所未有的。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,其辖区相当于宋代的几个路。但职权之重是前代地方政府望尘莫及的。元代学者柳 贯曾对行省职权有过评述:“外廷之谋议,庶府之秉承,兵民之号令,财赋之简籍”。2实际上行省职司对辖区“凡钱粮、兵甲、屯种、漕运、军国重事,无不领之 ”。3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,从而使中央通过行省有效地实施对地方的统治。元代初期,行省的建置区经常有所变化,以后基本固定的行省有十个,即岭北、辽阳、 陕西、四川、河南、甘肃、云南、江浙、江西、湖广等行省。4 元代闽南地区在元世祖时,曾一度隶属过福建行省。5成宗大德三年二 月,元朝政府“罢四川、福建等处行中书省”,6原福建辖区归属江浙行省。此后,闽南一直归属江浙行省管辖。江浙行省所辖三十路和一府:杭州、湖州、嘉兴、 平江、常州、镇江、建德、江阴、广元、婺州、衢州、绍兴、温州、处州、宁国、徽州、饶州、集庆、太平、池州、信州、广德、福州、建宁、兴化、邵武、延平、 汀州、泉州、漳州和松江府。7涵括今浙江、福建两省和江苏南部地区,以及江西和安徽部分地区。当时,在十行省中,江浙行省被元朝政府视为重中之重。“江浙 行省视诸省为尤重,土地广,人民众,政务繁,而钱谷之数多也,朝廷之注倚”。8“所统列郡民物殷盛,国家经费之所出,而又外控岛夷,最为巨镇”。9 元朝政府实施的这种行省建置对闽南地区的影响,与前代有何不同呢?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: 一 是提升了闽南地区的地位。唐、宋地方行政机构是州、县两级,闽南地区在唐、宋时期,一直作为地方州的行政建制设泉州和漳州。宋制定了以 路作为州、县之上中央派出监察辖区的制度。宋以福建为一路,福建路下设“州六:福,建,泉,南剑,漳,汀州”。10当时泉、漳两州的权限及在全国的影响力 并不大。元代在行省之下采用路、府、州、县的地方建制。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,泉州和漳州分别被升格为路一级的建制。而且在前后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,闽 南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。据《元史·地理志》载:“漳州路,下。唐析闽州西南境置,后改漳浦郡,又复为漳州。宋因之。元至元十六年,升漳州路”。“泉州路,上。唐置武荣州,又改泉州。宋为平海军。元至元十四年,立行宣慰司,兼行征南元帅府事。十五年,改宣慰司为行 中书省,升泉州路总管府。十八年,迁行省于福州路。十九年,复还泉州。二十年,仍迁福州路”。11上述的记载反映出,漳、泉地位的前后变化情况。唐代划闽 州南部为漳州,宋沿袭未变。元代统一江南后,对闽南的重视程度超过前代。元代不仅将漳、泉建制升为路级,而且对作为闽南核心之地的泉州关爱有加。先后在泉 州立行宣慰司、兼行征南元帅府事、总管府,还曾两度作为行省治所。至元二十年,元廷还曾“复令行中书省于漳州”。12这一举措,大大提升漳、泉在福建和全 国的政治地位。此后,闽南地区社会发展与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。 二是直接促进了闽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密切联系。由于闽南泉州、漳州等路 被纳入江浙行省,增强了与同一行省区划内的各路之间的交流。通过江浙行省,闽南地区与元朝中央政府乃至全国联系比已往更加密切。元人黄溍说:江浙行省“当 东南之都会,生齿繁多,物产富穰,水浮陆行,纷轮杂集,所统句吴于越七闽之聚,讫于海隅;旁连诸蕃,椎结卉裳,稽首内向。擎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,事任至 重,非元勋懋德两有文武,莫克膺其寄”。13陈旅亦云:江浙行省“夫物大则制劳,务繁则理艰,土赋居天下六七,则辨集之责殷矣。是故朝廷恒选勋戚大 臣与猷为之优着者,行中书省于兹,厥惟重哉”。14黄、陈二氏所说不谬。如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,“朝议以江浙行省地大物众,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镇之”, 遂命木华黎后人、元世祖忽必烈的养子脱脱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脱脱离京赴任时,成宗“命中书祖道都门外以饯之”。15可见元朝政府视江浙行省非同一般。闽 南归入江浙行省管辖之后,加强了与江浙行省其他地区联系。同时,闽南地区也进一步引起朝廷的重视。这为闽南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。 除行省制之 外,对闽南地区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市舶司制度。市舶司是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。最初,唐代在广州曾设过市舶使。宋代开始正式有市舶司制度,但是这一时期的市 舶司制度还很不完善。当时,宋代设市舶司的主要地点是广州、杭州和明州。而福建路泉州直到宋哲宗元祐年间才新增设市舶司,以后又一度废止泉 州市舶司。南宋建立后,高宗赵构曾以“市舶司多以无用之物,枉费国用,取悦权近”为由,罢两浙和福建路市舶司,以“两浙、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并归转运司”。 16以后,市舶司虽又恢复职能,但在这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,不能不对闽南地区的发展及宋代海外贸易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。 元朝灭宋统一江南 后,即在“至元十四年,立市舶司一于泉州”。17随后,又在庆元等地设立市舶司。几经运作,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泉 州、庆元、广州3处市舶司。至元三十年,元朝政府下令各市舶司“悉依泉州例”。18说明元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是很高的。而且,有元一代,泉 州市舶司的地位就没有动摇过。由于泉州市舶司事务通常是由江浙行省直接管理,这也无疑加强了泉州及闽南的区域地位。元代的市舶司制度不仅使海外贸易制度 化,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南方市舶口岸与大都和北方的联系。元代泉州港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外贸易港,与元代的市舶司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。可以说,元朝政府对泉州 及其闽南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是有远见的。元人吴澄曾见证元代泉州的繁荣,他说:“泉,七闽之都会也。番货远物,异宝珍玩之所渊薮,殊方别域富商之窟宅,号为 天下最”。19元朝的政策对闽南地区多元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。 二、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地域因素 闽南多元文化形成有着特殊的地域因 素。闽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,其东、南两面凭海,晋江、九龙江流经闽南入海,水路交通便利,形成易于船舶停靠的多处港湾口岸。这与域外交往带来便利。 中国有着广阔海岸线,凭海城镇不止闽南一处,何以闽南在元代独据优势?自然地理环境只有充分地开发利用,才能发挥其蕴涵的潜在优势。 闽南的地 域优势在元代以前已开始受到关注,元代正是在承袭了前代所提供的积累之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。尤其是泉州港成为元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后,使闽南更显 出地域的优势。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,完成的几大交通工程中,其中有一条重要交通路线是从市舶主港泉州出发,经福州、建宁越武夷山,循信江至鄱阳湖入长 江,至真州,再沿新开通的大运河北上。于是“海外诸蕃土贡、粮运、商旅、懋迁,毕达京师”。20另外,开通闽地到天津直沽的海上航道。这一举措,使闽南地 区与北方政治中心——大都之间有了畅达的通道相连系。“顺风十日到闽海”,21从而缩短闽南与北方路程。闽南有江浙行省广阔而雄厚的经济腹地作为物质支 持,使其对内对外发展游刃有余。闽南的地域优势在元代才有了前所未有的更大发展空间。 元人汪大渊在《岛夷志后序》中,曾盛赞元朝大一统所带来的中外交流的发展,以及他撰写《岛夷志略》一书经过,这与元代闽南有关,现引录于下: 皇 元混一声教,无远弗届,区宇之广,旷古所未闻。海外岛屿无虑数千国,莫执玉贡琛,以修民职;梯山航海,以通互市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异域之中者,如东西川 焉。大渊少年,尝附舶以浮于海。所过之地,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、土俗、风景、物产之诡异,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,皆身所游览,耳目所亲见。传说之事, 则不载焉。至正已丑冬,大渊过泉南,适监郡偰侯命三山吴鉴明之续《清源郡志》,顾以清源舶司所在,诸蕃辐辏之所,宜记录不鄙。谓余方知外事,属 《岛夷志》附郡志之后,非徒以广士大夫之夷闻,盖以表国朝威德,如是之大且远也。22 此处记载告诉我们:汪大渊在至正已丑冬, 来到泉州,正遇到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组织人续修郡志,汪氏应邀将其海外见闻编成《岛夷志》附于郡志之后。由此可见,汪氏有关元朝的弘论就是站在闽南大地 之上抒发的。汪氏业已看到泉州这一“诸蕃辐辏之所”,与元朝中外交流发展之间的关系。正是由于元朝统一之后,闽南的地缘优势得到较大的发挥,闽南明珠才得 以绽放异彩。 元代闽南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,源源不断的各种货物在这里装上装下,行销全国各地和海外诸国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名扬中外的声誉, 使四方“蛮商夷贾”、传教士、旅行家、使节、僧侣、道士、少数民族等纷踏而来。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、摩洛哥旅行家依本·白图泰曾先后来过这里,并为世人留 下赞美刺桐城之壮观的名篇。23各种人物会聚在这个神奇的地方,从而为多种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。闽南在元代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点。 三、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人文因素 闽南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区域,还是学术氛围浓厚的地区。传统的文化积淀对一个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 元 人修《宋史·地理志》时说:福建“多乡学,喜讲诵,好为文辞,登科第者尤多”。24元代学者吴鉴说:“闽文学始唐,至宋大盛。故家文献,彬彬可考。时号海 滨洙泗,盖不诬矣”。25元朝史官与吴鉴所说自然涵括闽南地区。在文化领域对闽南学术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学。这与南宋的朱 熹有很大的关系。朱熹生于福建尤溪,入仕后首任泉州同安主簿,以后又曾知漳州,并长期在此地讲学。他“主泉州同安簿,选邑秀民充子弟员,日与讲说圣贤修已 治人之道”。26 “一时从学者众。建经史阁,作教思堂,访求名士徐应中、王宾等,以为表率,日与讲论,正学规甚严。五载秩满,士思其教,民思其惠”。27因此,朱熹对闽南 儒学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。“文公既没,凡所居之乡,所任之邦,莫不师尊之,以求讲其学,故书院为盛”。28闽南籍的儒学学者多为其师友门人。历史 文化和学术传统对特定地区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。 入元以后,元朝政府重视文化教育。元灭南宋后,原南宋的地方官学统归于元朝各级政府管理。此 后,元朝政府在陆续恢复传统学校的同时,并创办了一些新学校。至元二十八年, “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,设立小学,选老成之士教之,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,亦从其便。其他先儒过化之地,名贤经行之所,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,并立为 书院。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,曰教授,路府上中州置之。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,曰学正、山长、学录、教谕,路州县及书院置之”。29元朝政府教育政策对 包括闽南在内福建文化教育有推动作用。元代学者虞集说:“国家奄有四海,郡县无大小远迩,莫不建学立师。乃若先贤讲学故地,遗迹所在,及贤士大夫好善者, 或因或创,为之书院。其以文公而有所创立者甚众,而七闽为尤甚。”30虞集是在漳州路龙江书院落成时说这番话的,反映了当时闽南的文化教育情况。 元 代以尊孔崇儒的方针为指导发展文化教育事业。元世祖忽必烈曾多次发布崇奉孔子的诏旨。武宗至大元年七月,加封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;八 月,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进用蒙古文字译写《孝经》,武宗下诏:“此乃孔子之微言,自王公达于庶民,皆当由是而行。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,诸王以下皆赐之。 ”31此时,朱熹学说在文教思想领域开始占了主导地位。这种情况,在当时许多学者的着作中有反映。“虽戴惠文身,为刀笔筐箧之行,与非华人,亦手披口诵是 书,求厕士列者,往往多然。”32 “海内家蓄朱子之书,人习圣贤之学。”33 “穷徼绝域,中州万里之内外,悉家有其书。”34元仁宗时期,朱学在全国文教思想领域完全取得了统治地位。尤其是延祐年间元朝实行科举考试之后,考试内容 主要采用朱学,“专以周、程、朱子之说为主,定为国是,而曲学异说,悉罢黜之。”35 “非程、朱学不试于有司,于是天下学术,凛然一趋于正。”36以后,朱学在有元一代的学术文化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。 元代闽南地区路学、县 学、社学、书院齐全。当时闽南的最高学府是泉州路学和漳州路学。泉州路学是在南宋州学的基础之上创办的。据元人朱文霆记:“元大德三年,福建都元帅扎剌立 丁重建明伦堂。至治改元,总管廉忱始甃台塑两庑从祀像,筑杏坛于棂星门之南,康里巎为记。明伦堂前,旧有泮池,行循两斋。至正九年,郡判卢僧孺桥 之。十年,监郡偰玉立重建明伦堂,并修议道堂,为斋舍四十间及先贤等祠”。37漳州路学,其校址是原建于北宋庆历二年的州学。朱熹任职漳州 时,曾经修建过“宾贤”、“受成”二斋。后州学于南宋末年毁于兵战火。“元延祐三年,郡守张泉逸、教授高元子,重建大成殿、两庑及戟门、棂星门。殿后为杏 坛,又后学廪;廪之东为神厨,厨之东为宰牲房;厨前为神库殿,西为明伦堂,左右为四斋堂;前为亭,亭外为书楼,楼下为大门,门外砌石为桥,桥下为泮池;堂 后为乐器库,堂西为馔堂,东为教授廨舍,又东为训导廨舍。天历二年,达鲁花赤纳兄占伯重修明伦堂”。38从泉、漳两路学情况来看,元代闽南学校条件是相当 不错的。当时,在学校和书院担任教授、学正、学录、教谕、山长等学官的人员,多为学有所成的儒师。如泉州路教授闻人梦吉、陈天锡,漳州路学正的晋江人傅定 保等,都是一代名儒。元代闽南各地的还创办不少书院,如孔子五十三世孙孔公俊于同安县所建大同书院,漳州路的龙江书院等。这些教育机构对元代闽南地区文化 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 闽南儒学原本有朱熹亲自教化的基础,元朝的尊朱方针更使闽南的崇尚儒学之风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。现存于闽南的泉州府文庙,始建于南宋,也是元代路学所在地。这是闽南尚儒的历史文物见证。 元代闽南除儒学之外,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、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也很流行。这多种宗教文化汇聚在闽南地区,在全国也不多见。下面对元代闽南宗教文化的情况作一简述,重点放在研究者关注较少的方面。 中 国的佛道两教由来已久。道教生于本土,佛教传自外邦。闽南地区佛道早已有之,而元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有关闽南佛教的情况,学者王荣国着有《福建佛教 史》,对福建佛教历史研究甚深,其书内列有闽南佛教寺庙统计数字,现将王氏成果转录,以供参考。元代泉州有寺院2所、庵堂38所,漳州有寺院5所、庵堂3 所。漳州路寺院5所、庵堂3所。在原址重新修复的寺院分布是:泉州路13所 ,其中晋江县4所,南安县5所,惠安县1所、永春3所;漳州路3所,其中龙溪县2所,漳浦县1所。39 关于元代闽南道教的状况,笔者未见有专 门涉及元代闽南地区的道教研究成果。因此,依据福建方志等相关记载,对闽南地区的道教的宫观情况作了一些粗略的考察。明以前, 泉州路的宫观共有46所,漳州路宫观有7所,其中有一定数量建于宋和宋以前,但元代尚存。泉州路有明确记载建于元代的道教宫观是:晋江县的灵济行宫,建于 元至元间;南安县的凤山宫,建于元泰定四年;永春县的三清观,建于元至正间。漳州路有两所宫观记载是元 代重建;龙溪的东岳行宫,元大德元年重建;龙岩县的东岳观,元至正九年重建;漳浦县崇真观,宋建于县西门外,元至正间移建“ 县治西朝无坊内”。40由于历史久远,史籍记载往往有疏漏。一般情况下,道观的实际数目要高于据史籍统计数字。闽南的道教,主要教派当属于正一道。目前仍 踞坐在闽南清源山右锋山麓宋代巨型石雕老子像,昭示着闽南地区兴于宋而盛于元的道教历史文化。 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看,元代闽南佛、道两教的寺 院道观分布较广,数量也是很可观。但是,总的来说,闽南佛教势力要高于道教。弘治《八闽通志》所说:闽地佛道在明以前,“名山圣地多为所占,绀宇琳宫罗布 郡邑。自二氏较之,佛氏之居,视老氏十八九矣”。41这也应当是与元代闽南地区的情况相符合的。 元代闽南地区伊斯兰教是文化是仅次于佛教和道 教又一特殊的文化现象。早在唐代闽南就有伊斯兰教传入,主要是在留居泉州等地的波斯、阿拉伯商人中间流行。42但在元以前,其在闽南传播的规模都不大。入 元以后,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员大量增加。这些人员,一方面是通过海路经泉州港进入泉州;43一方面是通过内地迁徙过来的中亚各族居民。留居闽南的伊斯兰 信徒,带来了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,并融入当地社会。泉州现存有国内最早的礼拜寺,始建于北宋,经元武宗至大二年、元顺帝至正十年两次重修,是伊斯兰教文化在泉州的文物见证。泉州灵山南麓的圣墓埋葬着包括元代来闽南的伊斯兰教信徒,元英宗三年所立阿拉伯文纪念石碑 犹在。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所收藏有数量很大的回回人墓碑、礼拜寺碑铭等伊斯兰文物,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元代,并有不少还是阿拉伯文的。最近笔者到泉州访古 时,曾有幸两次造访宗教石刻陈列馆,仔细观看了有关元代文物石刻资料,精美的伊斯兰教文化遗存令人叹为观止。 元代闽南地区是天主教在江南的主 要教区。自元代前期始,奉罗马教皇之命来元朝的约翰·孟特·科儿维诺大主教,即向泉州派遣主教。元代在泉州担任主教的有热拉德、佩里格林、安德鲁等。安德 鲁在泉州病逝,并葬在泉州。在鲁不鲁乞《东游记》收录佩里格林、安德鲁写自泉州的两封信:一封名为《刺桐主教、教佩里格林的信》,另一封为《佩鲁贾人安德 鲁的信》。前一封信后注明 “耶稣纪元1318年写于刺桐”,后一封信后签署“耶稣纪元1326年1月写于刺桐”。44两封信记述了他们在闽南传教的情况。 元代闽南地区 还是摩尼教活动的场所。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3世纪创立,又称明教,唐代由波斯传入中国。45教义的核心是“二宗说”。 认为经过初、中、后三际,光明即战胜黑暗。宋代摩尼教在闽南已经开始传播,但规模不大。元代摩尼教在闽南有所发展,并建寺传教。现在晋江县境内遗存有草庵 摩尼教遗址,即为元代所建。寺内保存有元至元五年摩崖浮雕摩尼佛一尊,是元代闽南传播摩尼教的文物见证。此外,元代闽南对天后的崇 祀,在民间也广为流行。总之,元代闽南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。 元代闽南形成儒学和多种宗教文化的荟萃局面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但是,不容忽视的是:元朝蒙古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文化政策,对闽南多元文化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。 13 世纪的波斯着名的史学家志费尼在他所着的《世界征服者史》一书中说:成吉思汗对宗教“没有偏见,不舍弃一种而取另一种,也不尊此抑彼。……他一方面优礼相 待穆斯林,一方面极为尊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。他的子孙中,许多人已各按所好,选择一种宗教:有的皈依伊斯兰教的,有的归奉基督教的,有的崇拜偶像的,也有 仍然恪守父辈、祖宗的旧法,不信任何宗教的;但最后一类人只是少数。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,但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,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扎撒,也就是说,对 各教一视同仁,不分彼此”。46马可·波罗在他写的《行记》中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的一段话:“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有四: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, 回教徒谓是摩诃末,犹太教徒谓是摩西,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 。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,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真实者受我崇奉,求其默佑”。47在蒙古统治者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下,各种宗教得以自由广泛地在全国流传; 而福建本身又有“俗信鬼尚祀,重浮屠之教”的习俗,48于是多种宗教文化在闽南汇聚并发展起来。 四、闽南多元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元 代闽南多元文化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地社会原因。元代闽南社会人员构成很繁杂,不仅有土着,而且有大量的外来移民。在闽南上流社会的官员、士绅、商人、学官 中,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户。虽然这部分人的数量并不很大,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。尤其是当时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的一些有代表性家族, 如回回蒲氏、畏兀儿偰氏等需要有做些重点考察,这对我们了解闽南特有的文化现象会有所帮助。 1、蒲氏。闽南最着名的家族当属泉州回回蒲氏家 族。泉州蒲氏的祖先原是阿拉伯人,先是从海路到广州经商,以后由广州迁徙到泉州定居。49宋代蒲氏在泉州主要从事香料贸易。当时,蒲氏家族以蒲寿宬、蒲寿 庚兄弟为首经商牟利。南宋度宗咸淳年间,蒲寿庚协助官府以平定海寇之乱,因功被授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,兼提举市舶。从此,蒲氏走上官商结合之路。端宗 景炎元年,蒲寿庚升任福建广东招抚使,总管海舶事务。当年十二月,元军兵临泉州,蒲寿庚以泉州降元,并将众艘海舶交元军进攻宋军余部。以后 被元廷授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、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。至元十五年,蒲寿庚被任命为福建行省左丞,掌泉州市舶司,负责招海外诸国贸易。其长子 蒲斯文,也官授宣慰使左副元帅。至元十八年,蒲斯文接任掌管泉州市舶司。蒲氏多年掌管泉州市舶司,亦官亦商,成为元代泉州地位显赫的世家大 族。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拥有海船80艘,珍珠130万斛 ,“其家富甚”的回回巨商。50史籍称:“元以寿庚有功,官其诸子诸孙,多至显达。泉人避薰炎者八十余年,元亡乃已”。51 2、偰氏。在闽南 历史上偰氏的作用不容低估。元至正九年,偰玉立担任泉州路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,偰氏遂与闽南发生不解之缘。偰在氏祖地在西北高昌,是唐回鹘国相暾欲的后裔。元代为畏兀儿人,属色目人的一种。元人欧阳玄曾写有《高昌偰氏家传》,传中记述偰氏家族的历史。52偰玉立的 曾祖岳璘帖穆尔,精通畏兀儿文。教授成吉思汗的兄和15岁即随成吉思汗征战,并担任皇弟斡赤斤和诸王子的畏兀儿老师。窝阔台汗时,他出任大断事官,从斡赤 斤镇守河北。53祖父合剌普华,年幼“俾习畏兀书经史,记诵精敏”。成年后任忽必烈宿卫,曾先后出任江西宣慰使,广东都转运使,兼领诸番市舶。父偰文质官 至江西吉安路达鲁花赤。偰文质“子五人偰玉立、偰直坚、偰哲笃、偰朝吾、偰列篪,皆第进士。偰哲笃官至江西行省右丞,以文学政事称于时”。54偰玉立是仁 宗延祐五年进士,任泉州路达鲁花赤期间,“兴学校,赈贫乏,考求图志,搜访旧闻。聘寓公三山吴鉴成《清源续志》二十卷,以补一郡故事。郡人 皆勤于文学”。55据陈垣考证说: “摩尼教世家,高昌偰氏也”。56闽南偰氏亦崇信摩尼教。 3、马氏。元代闽南漳州马氏也是一大氏族。元代 中期,曾任漳州路同知的马润,生于漳州,长于漳州,卒于漳州。马氏的原籍净州天山,为汪古部人。 马氏的远祖名帖木尔越哥,在金朝曾任马步军指挥使。于是,子孙以先人官职首字为姓。马氏家族信奉聂脱礼派基督教,马润祖父名月乃合,是以教名行。元世祖中 统二年,马月乃合出任军储都转运使。马润之父马世昌,曾仕元为尚书省左右司郎中,定居漳州。马润“是生漳州,讳润,字仲泽父,即以文墨入官 ”。马润先在荆湖、吉州路、两淮、太平路、常州路、光州等地任职,最后才到漳州任职。“漳州负海障崖,龙岩、漳浦数反易。公命吏宣布上意,始受令,渐宁谧 ”。马润不仅做官有政绩,而且学问也很高,曾着有诗集《樵隐集》。马润长子马祖常,字仲泽,延祐行科举,乡贡、会试、廷试皆名列前矛,历任监察御使、翰林 待制、官至礼部尚书等职。马祖常工文章,能诗,参与修《英宗实录》,并着有《石田文集》。次子祖义,乡贡进士;三子祖烈,官至江浙行省宣慰使。闽南漳州马 氏子孙地位显赫。57 4、乌古孙氏。在与闽南有关的姓氏中,乌古孙氏居官最高。乌古孙氏原籍北方女真族,史称:“临潢 人。其先女真乌古部,因以为氏”。乌古孙泽,元世祖时从军南下灭宋,升福建行省都,以后长期任福建廉访使。“泽宿有德于闽,闽人 安之”。58其子乌古孙良真,“资器绝人,好读书”。曾任闽南漳州路推官,“狱有疑者,悉平反之。上言:‘律,徒者不仗,今仗而有徒,非恤刑意,宜加徒减 仗’遂定为令”。在担任泉州路推官时,“益以能称”。入朝后,担任中书参知政事、中书右丞,兼大司农等高官。“有诗文奏议若干卷,藏于家”。59可见,乌 古孙氏在闽南很有影响的。 5、阿儿浑氏。阿儿浑,又译作阿鲁温、阿鲁浑、阿剌温等。原为中亚突厥部的一支,信仰伊斯兰教。成吉思汗西征时,投 附蒙古。元朝建立后,成为元代色目人的一种。60元代先后在闽南任职的有两个阿儿浑:一是马哈谋沙,至正十五年,任泉州路同安县达鲁花赤。 曾几次击败攻同安的反政府武装。在任期间,“复新公廨,复学舍,葺邮传,废毕兴,与民不劳”。61一是迭理弥实,元末曾任漳州路达鲁花赤。62在闽南任职 的两个阿儿浑氏,都信奉伊斯兰教。 除上述闽南几个世家大族之外,还有不少在闽南为官名人。如泉州路总管怯来,元末任南安县达鲁花赤的蒙古人迺 穆泰,南安达鲁花赤达答剌真,大同书院的创办人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公俊,泉州路总管推官、江西武宁人周天凤,元顺帝至元间曾任泉州路学教授的金华人闻人梦 吉,元统进士、曾任泉州路同知、泉州路总管的莆田人朱文霆等等,都曾在闽南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 从以上的家族和官宦来看,有信奉伊斯兰教世家,有崇信摩尼教世家,有信仰基督教的家族。官宦涉及的民族成分,有汉、蒙古、回回、女真、突厥、畏兀儿等多种民族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,闽南出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就很自然了。 五、结 语 综 上所述,元代闽南是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,它处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,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其他区域难与相比的。同前代相比,元代闽南多元文化有许 多新特点:一是兼容和谐,二是开放进取,三是博大精深,四是重古求新。可以说,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地方,像元代闽南这样在文化层面上显现出这样五光十 色,丰富多彩。1 参阅李志安:《行省制度研究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;陈高华、吴泰:《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》。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;高荣盛:《元代海外贸易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。 2 柳贯:《柳待制集》卷17《江浙行省左右司提名记》。 3《元史》卷91《百官志七》。 4《元史》卷58《地理志一》:“立中书省一,行中书省十有一”,包括征东行省。 5《元史》卷9《世祖纪六》载:至元十四年九月,“福建行省以宋二王在其疆境,调都督忙兀带、招讨高兴领兵讨之。”说明此时已设福建行省。 6《元史》卷20《成宗纪三》。 7 参阅《元史》卷62《地理志五》。 8 吴澄:《吴文正公集》卷14《送宋子章郎中序》。 9 黄溍:《黄金华先生文集》卷24《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》。 10《宋史》卷89《地理志五》。 11《元史》卷62《地理志五》。 12《元史》卷12《世祖纪九》。 13《金华黄先生文集》卷8《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》。 14陈旅:《安雅堂集》卷9《江浙行省题名记》。 15《元史》卷119《木华黎传》。 16《宋会要辑稿》职官44之11、12。 17 18《元史》卷94《食货二·市舶》。 19吴澄:《吴文正公集》卷16《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》。 20苏天爵:《元朝名臣事略》卷2《丞相淮安忠武王事略》。 21黄镇成:《秋声集》,《元诗选》3集庚集。 22汪大渊原着、苏继廎校释:《岛夷志略》后序,中华书局1981年版。 23参阅冯承钧译: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第156章《刺桐城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。马金鹏译《依本·白图泰游记》,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。 24《宋史》卷89《地理志五》。 25《岛夷志略》附《清源续志序》。 26《宋史》卷429《朱熹传》。 27乾隆《泉州府志》卷29《名宦》 28 任松乡:《松乡先生文集》卷1《重建文公书院记》。 29《元史》卷81《选举一·学校》。 30虞集:《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》,乾隆《龙溪县志》。 31《元史》卷22《武宗本纪一》。 32《牧庵集》卷15《姚枢神道碑》。 33苏天爵:《滋溪文稿》卷30《题晦庵先生行状后》。 34袁桷:《清容居士集》卷18《庆元鄞县学记》 35《滋溪文稿》卷5《伊洛渊源录序》。 36欧阳玄:《圭斋文集》卷5《赵忠简公祠堂记》。 37弘历《八闽通志》卷44《学校·泉州府》。 38同上卷45《学校·漳州府》。 39参见王荣国:《福建佛教史》第294—295页,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。 40以上资料主要采自弘历《八闽通志》卷77《寺观》,同治《泉州府志》卷16《坛庙寺观》。 41弘治《八闽通志》卷77《寺观》。 42参见田坂新道:《伊斯兰教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》第363—364页,东京1964年版。 43参见黄秋润:《伊斯兰教从海上东来泉州传播后的盛衰》,《中国伊斯兰研究文集》第17页,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。 44道森编、吕浦译、周良霄:《出使蒙古记》第270—275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。 45 沙畹、伯希和着,冯承钧译:《摩尼教流行中国考》,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》,中华书局1958年版;陈垣:《摩尼教入中国考》,《陈垣学术论文集》第1集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 46志费尼着、何高济译:《世界征服者史》上册第29页,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。 47冯承钧译:《马可波罗行记》卷2第79章190页。 48《宋史》卷89《地理志五》。 49参见 桑原骘藏:《蒲寿庚事迹》,陈裕椠菁汉译本。 50周密:《癸辛杂识续集》卷下《佛莲家资》。 51《闽书》卷152。 52《圭斋集》卷11《高昌偰氏家传》。 53 《元史》卷124《岳璘帖穆尔传》。 54以上见《元史》卷193《合剌普华传》。 55《闽书》卷53《文莅传》。 56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第30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。 57 以上引文及史实见袁桷:《清容居士集》卷26《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赠汴梁路同知骑都尉开封郡伯马公神道碑》,《元史》卷134《月合乃传》、卷143《马祖常传》。 58 以上引文见《元史》卷163《乌古孙泽传》。 59 以上引文见《元史》卷187《乌古孙良真》。 60 参见杨志玖:《元代的阿儿浑人》,《元史三论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。 61《泉州府志》卷29《名宦一·马哈谋沙》。 62 见王祎:《王文忠公集》卷20漳州路达鲁花赤合鲁温侯墓表》。

丝绸之路;元代;贸易;泉州;土产

《岛夷志略》写了些什么?张翥的序做了归纳:“山川、风土、物产之诡异,居室、饮食、衣服之好尚,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。”之所以写山川河流、地形地貌、气候、植被、田土等自然地理,是为了认识这片土地,不至于迷失道路。之所以写居室、饮食、服饰、风俗、性情等人文地理,是为了认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,以便和他们打交道,做生意。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记载盐、酒、食物这些日用品,是为了便于商船进行物资补给,免得忍饥挨饿。至于对各地土产和“贸易之货”的详细记载,其目的最简单:我们是来做生意的,最关注的就是你需要什么,我能给你什么。

记述域外风物内容庞杂

《岛夷志略》记载的各地土产、奇珍异宝名目繁多,不过汪大渊并没有进行分类。好在早于《岛夷志略》成书的《大德南海志》卷七《舶货》对外贸商品有着很好的分类。这一分类包括宝物(如象牙、犀角、鹤顶、珊瑚、龟筒、玳瑁等)、布匹(如白番布、花番布等)、香货(如沉香、速香、降香、檀香等)、药物(如胡椒、丁香、硫黄等)、诸木(如苏木、乌木、红紫等)、皮货、牛蹄角、杂物(如黄蜡、花白纸、藤席、藤棒)等八大类。这八大类物产散见于《岛夷志略》的各篇,出现频率较高的土产有玳瑁、降真香、沉香、速香、胡椒、黄蜡、象牙、翠羽、木棉、青布、占城布、苏木、槟榔等十几种。

《岛夷志略》记载的“贸易之货”也是名目繁多。如果说各地土产是元代舶商收购的对象,那“贸易之货”则是售卖的对象。当然,两者不能截然分开。舶商售出的货物并非都是中国出产的。海上航线是漫长的,每艘船的仓容也是有限的。在贸易过程中,船舱中的岛夷土产和中国商品处在流动过程中。该书的“麻逸”一节记载的“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,然后准价舶商”,就是舶商与蛮贾进行的中国商品和外国土产实物交易。像各种处州龙泉窑瓷器、铁器、炊具、纺织品、乐器,都在“贸易之货”行列。如果说上述物品是商船从中国带出来的“国货”,那么象牙、胡椒、麻逸布、樟脑等“贸易之货”显然是从某些岛夷中交易而来,然后漂洋过海卖给另一些岛夷。

列出上述商品名称,不禁对汪大渊的身份产生了一些怀疑。他不仅是个小人物,而且是一个不太安分的小人物。他识文断字,知书达理,难道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违禁品贸易?

据元代法律《至正条格》卷第十二《断例·厩库·市舶》规定:“金银铜钱、铁货、男子妇女人口、丝绵段匹、销金绫罗、米粮、军器,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。违者,舶商、船主、纲首、事头、火长,各决壹佰柒下,船物俱行没官……” 当然,元朝的法令也未必能走出大都城,舶商们游走于岛夷世界,为的是养家糊口、发家致富。汪大渊自称写这本书是为了“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”,但他在《岛夷志略》中毫不隐讳地指导舶商如何进行“违禁品”贸易,或许这些早就是上下默认的事实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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